病患可以选择安乐死吗？

当经历着病痛无休无止折磨时，人可以选择在家里安乐死吗？很遗憾，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安乐死都是禁止的，包括中国，仅在欧洲少数国家合法。

积极安乐死

所谓积极安乐死即通过药品或其他方式加速死亡，这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属于犯罪。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案发生在1987年，一妇女在癌症折磨下哀求一死。其儿子恳求大夫开具药品，实施安乐死，事后，两人无疑都构成故意杀人罪，最高可判处死刑，但因情节特殊，舆论引发争议，在6年的漫长审理后，最终判两人无罪。也有很多案例是协助重症病患自杀，这些行为如经核实，也将构成犯罪。死亡总是痛苦的，但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却好过于活着，特别是患有癌症等疼痛非常严重的患者，重度癌痛的疼痛程度和分娩相当，且无休无止。那为何全球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安乐死呢？其本质原因在于“道德滑坡”风险，如果不治之症都允许被安乐死，那么其范围会渐渐蔓延到老人、重度残疾、弱智低能或者其他“社会负担”群体，会引起某些不良动机。

消极安乐死

所谓消极安乐死即放弃抢救和治疗，让死亡提前到来。这同样面临一个生死决定权的问题，决定放弃的是患者还是家属？丁香园曾发布过一个急救故事，一个肺癌晚期病人送到医院已没了呼吸和心跳，家属仍让医生做了两小时无意义的心肺复苏。社会似乎已形成某种传统，默认抢救是必然选择，家属不能说也不敢说“不救”。从心肺复苏到ICU，维持生命的设备越高端，生命质量就越低。有人可能会想要放弃低质量的生命，国外电影里就提到过DNR（拒绝紧急救治的法律文件），以提前拒绝未来可能的心肺复苏或插管，然而在中国无效，即便事先病患签下放弃抢救同意书，但面临急救时，仍需由家属签字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人一旦被病魔放倒，就失去了自主决定权，即便法律并没有对患者和家属的意愿做下定义，但医患环境决定，医院必须把责任明确到人，毕竟会医闹的不是临终患者，而是活着的家属。

安乐死的伦理风险

在中国，老人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的3-7倍，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又是城市的2-3倍，一些自杀案中也甚至有“他杀”的影子，尤其在贫困地区，安乐死可能会变味儿，很难区分是本人的意愿还是因为金钱的匮乏或家庭利益的绑架。除此之外，

安乐死还有执行风险，如果患者处于昏迷，谁有权来决定其生死？家属意见不统一怎么办？刚执行完患者又反悔了怎么办？可以确定的是，安乐死短期内不合法不会有变化。

临终关怀

临终期是指疾病的末期，但目前世界各国尚没有统一规定：日本指预计存活期2～6个月，美国定义期限是6个月，英国的临终期为1年，我国则将只能存活约3个月的病人定义为临终期患者。临终关怀是指，当病患无可避免面临死亡时，减缓疾病症状，提升病人对死亡的心理建设和精神状态，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。

想想医院中那些往返于重症病房和手术间的病患，他们的临终岁月孤苦难捱，只与医疗器械作伴，在逝世的那一刻，喉头里插着软管，血液里流着化学药物，身上满是刀口和缝线。虽有乐观豁达之人，但当直面死亡时，谁又能真正做到平静和洒脱？临终关怀正是在仅存的光阴中，最大程度地减轻患者痛苦。

2019年底，卫健委宣布大幅增加安宁疗护试点范围，从原来的5个试点扩大到72个试点，虽然杯水车薪，但是一个不小的进步。一个人能否以有尊严的姿态走完生命全程，既关乎个体的生命质量，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及价值取向。